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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经过近30年的“冷冻”，官和儒的关系已经变得不再紧密，官儒和犬儒自然也就不存在了——而不是将正确的官儒去取代错误的官儒。

    而且，在儒学渐渐和当官脱钩的情况下，自汉朝开始被压制了近2000年的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，也逐渐开始复苏。墨家、法家、道家、纵横家、名家、杂家、阴阳家的各种学说理论，都被挖掘出来加以研究。

    对于新一代在大明的新式大学中成长起来的哲学家来说，他们所接触到的哲学思想已经不再局限于东方，而是可以吸取全世界的哲学智慧。于是就有了东西放哲学思想互相印证的机会，这种相互印证在某种程度上，又让许多原本已经湮没的中华传统哲学思想得到了发扬。许多不容于官儒主流思想的学说，都可以在西哲中找到类似的学说，从某种角度来讲，已经湮没许久的某些中华古代哲学，在吸收了西哲的新鲜血液之后，又有了再次焕发生机的机会——这并不是朱济世提出的，而是应天济世大学新任校长王韬的观点。

    “左卿，你可看过王兰卿的文章？”

    应天温泉宫之中，前来陪朱济世下围棋的左宗棠没有看到棋盘棋子，却见到了一份济世大学的内部刊物《百家》，这是应天济世大学校长王韬所办，上面都是些深奥的哲学问题。兰卿就是应天济世大学校长王韬的字。而这个王韬早年也是济世大学毕业，还在朱济世的御书房呆过几年，后来和潘祖荫一块儿组建了济世青年党。不过此公似乎不大适合从政当官，没过多久就去济世大学教书了，这一教就是二十多年。

    “……看过一些。”左宗棠点点头，王韬除了教书也做一些研究，不是科学方面的，而是哲学方面的。“此人号称学贯中西，在学问方面和陛下有一比了。”

    “他和朕不一样。”朱济世摇摇头，“朕精通的是科学，王兰卿搞得是哲学，虽然有相通之处，但终究不是一回事。”

    “哲学”这个词儿就是朱济世引入到汉字的，为此他还专门编了一本字典，解释他所引入的新词儿。

    “老臣本来以为，西人只有科学远超我华夏，道理是不行的。读了王兰卿，还有日本的福泽谕吉的文章后，才知道西人的道理同样博大精深，不亚于我中华。”

    这样的话，早30年左宗棠是无论如何不会说的。而且朱济世也没有这个本事说服左宗棠这样的大儒——讲道理不是朱济世拿手的事情，而且他本人的哲学功底很差，根本不能和王韬、福泽谕吉这样研究了一辈子东西方哲学的大家相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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